在不确定的世界里，中国企业家亟需一次“物种进化”。

梁文锋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张一鸣？或者更宏大的命题是，中国第五代企业家能否在未来超越前四代？

2026年9月，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，张一鸣净资产突破1050亿美元（约7455亿元人民币），首次登顶亚洲首富。此前市场亦有猜测，若DeepSeek在国内上市，按10000亿元估值、梁文锋持股约80%计算，其身家将达约8000亿元（1127亿美元），从而超越张一鸣。

张一鸣是第四代企业家的巅峰，梁文锋则是第五代企业家的起点。两人各自代表了一代企业家的极致样本。

2025年，以梁文锋、王兴兴、杨植麟、唐杰、陈天石等人为代表的第五代企业家逐渐浮出水面（他们的创业历程跨度更长），其共同特质——“AI原生、硬科技、全球同台”，与前四代展现出巨大差异。

中国企业家的代际差异，本质上是“机会来源”的差异。

1978年至80年代末，以鲁冠球、任正非、柳传志、宗庆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，核心资源来自政策松绑、市场短缺、渠道牌照等，赚钱逻辑是“别人不敢干我敢”，依赖胆识、关系、廉价劳动力和线下分销网络。

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，以陈东升、郭广昌、王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企业家，核心资源仍是政策松绑，叠加制度创新、城市化基建、国产替代等红利，赚钱逻辑升级为品牌、产能和组织能力。

90年代至2000年代，以马云、马化腾、刘强东、李彦宏等为代表的第三代企业家，超级平台的诞生抓住了“流量聚合+互联网效应”的时代红利。

2012年至今，以张一鸣、王兴、黄峥、程维、汪滔等为代表的第四代企业家，依靠移动互联爆发、技术和模式创新以及全球化等。

而第五代企业家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——流量红利见顶、全球化退潮、技术脱钩、算力封锁。技术成为最稀缺的生产要素。第五代的核心能力，更多从“机会捕捉者”转变为“技术定义者”，他们必须做前几代企业家未曾做过的事，才能脱颖而出。

字节跳动的扩张逻辑，是以推荐算法为核心，不断寻找新的应用场景：从今日头条到抖音，再到TikTok，张一鸣做的是应用，豆包是这一逻辑在AI时代的延续。张一鸣始终致力于将最好的技术转化为最大的产品。而梁文锋的路线相反，从打造一个模型开始，先定义技术，再定义产业。DeepSeek的逻辑是，如果基础模型不强，应用层就永远是别人的附庸。

两人的路线分歧，更像是第四代与第五代方法论上的代际断裂。

梁文锋似乎更为理想主义，他强调“克制”——克制贪婪（不追求利润最大化）、克制诱惑（不追风口）、克制多元化（不做超级APP、不做世界模型等）。他甚至将克制提升为战略，主动放弃短期商业利益和热门风口，将所有资源集中押注在AGI（通用人工智能）这条主线上。梁文锋认为，“AGI最终可能占人类GDP的10%，只要能做成，随便分一点利益就非常大。”这是一种将技术理想主义建立在终极图景之上的思维模式。

在AI时代的浪潮中，第五代正在构建一种不同的商业文明。

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基于对中国前四代企业家的观察，曾著有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。我很好奇他如何定义第五代企业家。

他认为，第五代企业家不是选出来的，而是“冒出来的”。但企业家精神始终未变——想象力、判断力、敢于冒险。

他近期还提出了“三个世界”的概念——全知的确定世界、不确定世界和未定世界。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不同，未来便不同。而企业家活在未定世界，他首先要想象未来，其次是创造未来。

近日，我与张维迎教授探讨了中国第五代企业家的崛起，企业家如何在未定世界想象未来、创造未来，以及过去40年，企业家追求规模与效率，未来40年，企业家应追求什么？

01、与众不同的“第五代”

问：中国第五代企业家的面貌与前四代截然不同。前四代企业家中，不少出身于城市边缘人、下海知识分子等。而第五代多为名校学霸——梁文锋是浙大硕士，Kimi的杨植麟是AI博士，智谱的唐杰是清华教授。为何中国企业家进入了“科学家+企业家”合一的时代？这会带来怎样的企业特征？

张维迎： 越往后，企业家接受的知识教育越多、教育层次越高，这是一个大趋势。第三代互联网创业者，无论是马化腾、马云，还是李彦宏等许多海归，都受过良好教育，见过世面。他们或是工程师，或具备专业技术知识。再到第四代，如张一鸣、王兴、程维，大部分也是如此。

这个趋势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中国本身的教育水平在提高。80年代，许多高智商的人没有机会上大学——那时一年只招二三十万大学生，在出生人口两三千万的基数中，仅占百分之几。但扩招后教育普及了。第二，随着技术进步，越来越多的领域，你必须站在科学前沿才能理解它。这两个因素结合，便造就了你所说的第五代企业家。

但有一个规律：工业革命越往后，仅靠经验越不够用。特别是像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这些领域，没有一定的基础知识，许多东西根本想不到，也可能根本不敢去做。

然而，同样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是这些人而非那些人？这一点也非常重要。

现在需要科学家与企业家结合得越来越紧密。改革开放早期，做企业不需要什么科学家，成熟技术已经存在，拿来用就行；如今每件事都在未知领域探索，科学知识变得很重要。但科学家不一定具备企业家的头脑。所以只有一部分科学家、工程师最终变成了企业家——天生的禀赋加上后天的际遇。

问：你曾说过“大数据无法替代企业家决策”，“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”。但第五代恰恰是“数据原生代”，DeepSeek的梁文锋本人就是从量化交易起家的，那些大模型公司和机器人公司的进化都依赖大数据。企业家判断力是否越来越依赖大数据？

张维迎： 大数据仍然无法替代企业家决策。梁文锋并非因为大数据决定他这么做，他是生产大数据的。

我并非说科学不重要。对企业家而言，那些科学的东西、任何人都能获得的数据，都在书本里。

企业家首先要有一个判断：我该往哪走。在行进过程中，技术性问题才需要数据。就像约翰·威尔金森（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著名的铸铁制造商）说要用铁来建桥，这是企业家的想象力。但具体造桥时，需要多少铁、如何受力，那是科学。如何把它造出来，不坍塌、又不花费太多成本，那是工程。

所以想象力是第一位的，工程是第二位的。那么多GPU公司，为什么没有像黄仁勋这么早做出CUDA（并行计算平台和编程模型）？别人看到显卡，他看到了通用算力引擎。GPU不仅是图形芯片，而是一台大规模并行通用计算机器。他当时的想法是：让游戏玩家为科学家买单。这是判断，不是数据。

问：对比前四代企业家，任正非不是科学家，凭什么能力在高科技领域做成事？

张维迎： 任正非当然不是科学家，他是当兵出身。但如果没有他，我相信华为所有这些高科技成果是出不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很重要——他本身不是科学家出身，但对科学发展、特别是新技术的敏感度非常高。我相信他一定看了许多科学简报，不一定能完全理解，但他敏锐，所以很早就雇了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来做这些事。而且他读书一定很广，五花八门都在看。

我举个例子。有一家AI公司叫方寸无忧，2016年成立，做to G的公文大模型，现已融资到D轮。它的创始人叫张在萍，没受过高等教育，原来在北京开餐馆，后来经营出了问题。她就想：接下来的出路该怎么办？因为三个清华博士经常去她的餐馆吃饭，她听到他们聊人工智能，觉得这一定是很有潜力的赛道。她就把餐馆卖了，投身人工智能领域。

我讲这个故事，是说明一个企业家的敏感度、想象力和判断力。但她如果不借助科学家，也做不起来。

问：所以敢于下场、敢于冒险，是企业家的一种素质？

张维迎： 企业家的冒险并非因为他们喜欢冒险，而是他们脑子里有一种判断——觉得这事值得做。但必须清楚：任何未来的事都可能失败，要当老板就得冒险。

问：从2025年起，梁文锋、王兴兴、陈天石、唐杰、杨植麟等新一代企业家被识别了出来，当然他们创业的时间维度要更长。你觉得他们是怎么跑出来的？

张维迎： 面向未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企业家。企业家绝对不是从上到下选出来的，他们是从下到上冒出来的。

问：那他们的共性是什么？

张维迎： 一定是不守规矩、爱折腾的人。企业家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。所以大家一定不看好，换句话说：如果一开始就大家都看好，那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事，被普遍认可的事就是老东西，绝对不是新东西。

如果往前推几年，汽车行业也是如此。中国现在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，但李书福这些人最初都没有资格造车，政府部门不给他造车资质，他只能想办法在市场上收购一家公司才获得资格。有哪些人你能事先知道他会成功？

所以我还是相信这种超常的想象力。企业家就是少数人，无法用一个硬指标衡量，都是事后才知道的。连性格都没有共性——马化腾和马云，性格完全不一样，一个I人一个E人，你说谁会成功？不可能判断。

问：驱动他们的是什么？是恐惧、贪婪还是热爱？

张维迎： 用“贪婪”这个词也可以，但更多的是：这群人都有一个执着的雄心，他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他不会认输。这种不服输的劲儿，使他遇到困难还能坚持。

近170年前，美国企业家韦斯特·菲尔德铺设海底电缆失败了，大家觉得他是骗子——骗了一个城市，骗了一个国家，骗了全世界。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心病：我死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我是一个骗子。他必须证明自己不是骗子。所以过了五六年，他又重新来做，最后成功了。

企业家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争强好胜，最后要证明自己是对的。但一般人的看法是：他没成功，一定是个骗子。

问：菲尔德铺设海底电缆（1854年开始—1866年成功）前四次都失败了，如果第五次也失败了，他的案例可能就不会出现在你的书里了？

张维迎： 一百几十年前，铺设海底电缆绝对是高科技——它比现在做人工智能难多了。大西洋三千多公里的海底要铺电缆，需要大量新材料、设备，包括绝缘体。现在看来都不是问题，当时是很大的问题。

而且进步有时候是歪打正着：菲尔德最后铺成了又失败，是因为电缆烧了——他用的是直流电，而他雇的工程师原来是个外科大夫，业余工程师，不断加大电压，就烧了。

我想说的是：高科技在不同时代的定义完全不一样。热力学就是因为研究怎么提高蒸汽机效率才出现的；1876年罗斯·奥托（德国发明家）发明内燃机，那是绝对的高科技，失败了多少次。1779年英国企业家约翰·威尔金森用铁来做桥，那也是高科技，因为从来没有过；过了将近一百年（1874年），安德鲁·卡内基的桥梁公司在圣路易斯的密西西比河上造了一座钢结构桥，最初没人敢走——塌下来怎么办？当时有个谚语：“凡是大象敢去的地方就是安全的。”所以他只好花钱雇了两头大象，大象在前面走，人跟在后面才敢过。

技术进步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的。早期发明家对科学的依赖不那么强，凭经验——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我知道这活儿能干；越往后，越得先知道原理。

所以人类很多进步不是你能设计出来的。我们人工智能真正领跑的那些企业，都不是选出来的，包括最典型的梁文锋的DeepSeek。

02、今天成功的是明天的绊脚石

问：老一代企业的创新是从上到下的，老板定战略，属下来执行。DeepSeek这样的企业创新是从下往上的——无严格的KPI考核，招聘没有经验的人，因为没经验的人不会循着老路走。只有重大项目会自上而下调配资源。哪种组织形态更有效率？

张维迎： 当它是老一代企业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一个相对成熟的企业了。新一代企业还在成长当中，但成功以后，慢慢成熟，它可能又变成那种从上到下的驱动模式了。

你看英伟达的黄仁勋：他没有副总，靠精力旺盛和个人魅力，60多位高管直接向他汇报——一般认为CEO的管理半径是八到十个人。但疑问是这种管理模式是不是永远能持续下去？我表示怀疑。

问：残酷的是：英伟达3.6万员工，撑起约5万亿美元市值，超过美国“七姐妹”，而亚马逊的员工有约157万人，微软也有22万多员工。

张维迎： 这要从产业链来看。它处在产业链最核心的位置，有核心技术，附加值就特别高。但在黄仁勋之后，英伟达未来会怎么样？真不好说。

你一定要相信，个人的魅力很重要。二十多年前全世界最好的CEO是谁？GE的杰克·韦尔奇。但他退了之后，不到二十年，公司完全分崩离析——GE医疗一个公司、航空一个公司，以及材料、电力等公司，最赚钱的GE资本也被分裂成几家独立公司。本来GE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三十家公司中唯一存在一百多年的公司，2018年被剔除出去了。

所以今天决定成功的因素，再过若干年可能变成阻碍你的因素。企业就是生生死死，或迟或早，所有的企业都会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新一代的人才总有机会。再过十年看，现在最红火的一些AI公司可能就消失了。这是大概率事件。

问：GE（通用电气）哪些成功经验后来成了它进化的绊脚石？

张维迎： 在杰克·韦尔奇领导下，GE最后实际上变成一个金融公司，GE Capital是个套利型公司，一半以上利润来自它。它变得优秀以后，就会不断满足别人对它的期待，最后甚至做假账。韦尔奇的接班人伊梅尔特那么固执：他说每股分红不能降低，定了一个较高的数值（每股2美元）——那怎么可能？完全不可能。你要定这个数，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。

所以成功的企业，会走向成功的反面。

问：过去40年，我们的企业追求规模与效率。未来40年，企业该追求什么？

张维迎： 如果你把规模本身作为目标，这个公司就会走偏。

就像开餐馆：目标是来吃饭的人越多越好。一种方式是我的饭让人喜欢，人就越来越多，这是健康的做法；另一种是给顾客回扣、去大街上拉人，那最后肯定撑不住。

所以，你只要定下一个单一的、可度量的指标，它就会扭曲人的行为。增长不了怎么办？就开始并购，并购的时候你只看到营收增长，忽视了它带来的负面东西。GE最后也是这样，2015年并购法国阿尔斯通电力与电网业务，溢价很高，以为可以维持，但结果很难看。

规模只是个结果。可能更需要追求品质、追求不可替代性，并深耕于此。

但前面的人不犯错，后面的人就没机会。本质上：这个世界不是线性的，未来不是由过去决定的。越成功就越着迷于过去，而未来跟过去不一样。熊彼特早就讲过：新的伟大创新都是伴随着新一代企业家出现的。老的也在努力，每年花好多钱搞研发，改进式的东西还在做；但革命性的东西基本全是新企业做出的。

03、三个世界：企业家活在未定世界里

问：你的书籍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很多结论是基于对前四代企业家的研究，而梁文锋、王兴兴、杨植麟等创始人，都是2025年之后才被识别出来的。你的理论对第五代来说还适用吗？

张维迎： 这几年我有了更深的认识，这些认识构成我原来结论的更坚实的基础。但是原来那些基本结论不会变。

新的是什么？在我的书英文版里，2024年已经加进去了。最核心的一点是：理解企业家，最终要归到一个认识论问题——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。过去大家难以理解企业家，是因为我们认识世界所依赖的“模板”本身就存在问题。所以我最近提出了“三个世界模式”。

第一个世界：可称之为“全知的确定世界”。我们假设世界是被决定的、给定的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它既是已定的，又是已知的。典型的图景是古典牛顿力学所描述的世界：太阳系客观存在，我们通过理论认识了它的运行规律，因此能够对它作出准确的预测。这到今天仍然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严格来讲每一个决策的结论都包含在前提里，所谓的决策只是一个计算问题。

第二个世界：是“不确定的世界”，或者说，是“未知的确定世界”。大家认识到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但仍然假定这是一个给定世界，只是对我们而言未知，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、数据有限。这个未知可以用概率描述，它就变成了“风险”——我们知道未来的几种可能性，只是知识不够，只能算概率。好比买股票，好比赌博，单个结果不能预测，但概率可以预测。

世界一和世界二本质上都是“已定的世界”，区别只在于我们知不知道。而我觉得这两个世界都不是我们人类面对的最重要的世界。

所以我提出第三个世界：是“未定的世界”。它是未定的，当然也是未知的。我们真正面临的世界不是由过去决定的，过去没有告诉我们未来所有的信息；最重要的是，未来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。所以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，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，未来就真的不一样。

问：这个“第三世界”（未定的世界），才是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的世界？

张维迎： 对。企业家就是要想象未来，然后去创造未来。

这里我要强调：企业家的想象，和小说家、和科学家的想象都不一样。写小说是在编故事，那个故事只存在于文本里，不改变真实世界。科学家想象的是“客观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”，模型对不对，最终要接受客观世界的裁决。

企业家面临的不是这两件事。他面临的未来，是需要被创造出来的。他的想象，是与创造相联系的未来可能性——当然会受到自然规律和人性的约束，但在同样的自然规律、同样的人性下，不同的人认为“可以做的、应该做的事”是不一样的。

问：所以对企业家来说，“可能”与“不可能”的边界不是客观给定的，而是被想象移动的？

张维迎： 是这样。一般人理解：比水重的东西不能漂在水上，铁怎么能用来造船呢？但有人就认为可以，比如约翰·威尔金森（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著名的铸铁制造商）。这不是因为他掌握了别人没有的数据，而是因为他有一套别人没有的、关于“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”的猜想。

所以马斯克讲第一性原理，归结到最基本的东西——但什么叫“最基本的东西